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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4年以来，伴随着基础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对传统历史教学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传统历史教学真的是洪水猛兽一无是处吗？传统历史教学在新课改的大潮中真的毫无用武之地吗？历史昭示我们，对待传统因素必须“吸其精华，踢其糟粕”，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么，传统历史教学中究竟有哪些值得新课改借鉴的精华因素呢？本文仅从注重构建通史知识体系、注重讲述法、注重板书设计以及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谈谈传统历史教学精华在高中新课改中的新应用。

　　众所周知，旧课程的历史教材一直采用通史体例，受其影响，传统历史教学在课堂上十分注重历史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历史史实之间的前后关联等，因此学生所学到的史实是比较系统、扎实、有条不紊的，这也是符合认知规律的。而新课程高中历史必修教材采用的是专题史体例，它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构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全新的必修模块和25个专题。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这种体例虽然有助于学生把握历史的主干知识，从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的角度洞察历史，但是由于教材内容的跳跃幅度大、知识综合性强、中外关联度大，所以学生普遍反映学习比较吃力，所掌握的史实也是比较脆弱的、零散的。为此在教学实践中，我借鉴了传统历史教学的成功做法，在专题史教学中注重对学生进行通史知识的渗透，收到了满意的效果。例如在讲到必修1政治文明史第一单元新课时，我引导学生把中国古代史分为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元及明清六个阶段，并大体上明确每个阶段的历史特征，从而为学生学习这一部分的内容奠定了必要的通史基础。在高三总复习时，我又以通史为线索，以历史阶段为依托，把书本中的考点按时间顺序逐一对应到某一阶段中去，然后引导学生归纳本阶段的专题内容。例如以宋元时期为例，其主要阶段特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本阶段的相关考点包括：

　　必修二（经济）——农业：租佃制盛行；手工业：瓷都景德镇，棉纺织业兴起等；商业：纸币交子；打破坊市界限等。

　　必修三（文化思想）——思想：程朱理学；科技：三大发明的成熟；艺术：宋四家书法；文学：宋词和元曲

　　实践表明，有效的通史知识教学，对于学生迎战新课程高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传统的注重通史知识体系的教学在新课程中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讲述法在传统历史教学中是最常见最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这是因为，历史具有过去性的特点，许多遥远且枯燥无味的知识，只有通过教师娓娓动听的精彩表述、引人入胜的激情介绍、扣人心弦的感人讲解，学生才会听得津津有味，才会领会要旨。相反，枯燥乏味的历史课只能让学生昏昏欲睡，感到厌烦。当然，传统历史教学因为老师讲得过多，因此被戴上了“满堂灌”的罪名。虽然如此，我认为在新课程中仍然可以大有作为，这是因为，新课程历史教材尤其是岳麓版的教材理论性强，比较抽象，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历史概念，学科术语，如果没有老师的讲述，而一味的让学生“自主探究”，我想势必会“误人子弟”。因此，在新课程中应该使用讲述法，当然，在新课程背景下讲述法应该是更富有启发性、探究性和更具感染性的，同时我们可以借助现代教育技术，使讲述法焕发异彩、锦上添花。比如在介绍科学家袁隆平时，我播放了《感动中国袁隆平》的视频；在讲述工业革命时，我播放了《大国崛起》专题电视片》……

　　传统历史教学十分注重板书设计。这是因为，主题鲜明、条理清晰的板书设计不仅便于学生课堂笔记，而且便于学生课后自主复习，同时教师工整优美的板书还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给学生一种在书写方面潜移默化的好的影响。遗憾的是，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尤其是随着多媒体教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注重板书设计的理念逐渐为世人所忽略，课堂上工整优美的粉笔字板书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精彩纷呈的历史图片，眼花缭乱的历史镜头，……由于课堂容量大，学生根本来不及做笔记，偶尔做了一些笔记，也是相当不完整和缺乏条理的，这样的课堂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好记忆不如烂笔头。课后复习的最佳依据就是课堂上的笔记。当然，传统的板书设计也是有局限的。为此，在新课程背景下，我们可以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破解这一问题。即在设计PPT课件时，把板书设计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备课，让板书设计的效果贯穿上课的始终。比如，在讲述某一问题时，展示给学生的是本课的局部板书；而在课堂小结时，展示给学生的是体现整节课知识体系的板书，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技术在PPT课件中设计出不同颜色、不同字体的板书，设计出跳跃式的板书等等，以提高学生的视觉效果和教学效果。

　　注重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也是传统历史教学的一大特色。比如传统历史教学倡导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包括出历史墙报、观看历史电影、举办历史图片展等，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新课改背景下，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传统历史第二课堂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采用更多途径以及更新颖的方式让学生喜欢历史，爱学历史。一是在课堂上，如创设温馨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多举行讨论课，鼓励学生探究问题；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听唱历史歌曲、观看历史短片等等，二是在课外，充分利用和开发历史课程资源激发学生学史兴趣，比如可以围绕重大纪念活动举办历史报告会，邀请知名专家做讲演；结合重大时政，开展历史小论文征文比赛等，都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新的时代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在发展，新的教育理念本身仍在探索和发展之中。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形势，我们的历史教学也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发展。但是留住了传统才能留住了根，传统历史教学虽有局限但也颇有精华，我们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的态度，把传统历史教学的精华与新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有机整合，推动中学历史教学再上新台阶。

　　2013年，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加强课堂主渠道建设，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活动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中，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目标与高一历史教学密切相关。教师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大力挖掘教材资源，结合国家、学校、学生的实际，引领学生将历史学习融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强国梦想。

　　在《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课堂教学中，笔者立足于教材，设计了这样两个探究题：秦国是怎样消灭六国，实现国家的统一的？比较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异同，分析巩固统一措施的作用。笔者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史料及如何获取有效信息的方法，论从史出。秦始皇先后消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持续几百年的战乱局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社会，确立以华夏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学生对“大一统”秦王朝的学习，认识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趋势，有利于培育学生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族意识，感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复兴、富强的重要保证，而国家的富强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教学《辛亥革命》时，笔者挖掘视频《武昌起义和中华民国》及其相关史料，创设学习情境，引导学生探究、自主学习、合作讨论，认识武昌起义的枪声是辛亥革命仁人志士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张扬。 辛亥革命了两千多年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渐入人心；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自由的权利，提高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这都有利于培育学生努力追求民利的愿望和民族独立的意识。

　　充分挖掘《新中国初期的政治建设》教材，笔者借助影视作品《开国大典》营造情境，再现历史画面，中国获得新生，真正成为拥有独立的国家，逐步走上富强、民主、现代化的道路。分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时，笔者挖掘教材，引导学生整合、提炼所学知识，学生充分体会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投票实现民主形式；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政党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式实现民主形式。正如所说：“人民是否享有民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它们的确立，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新阶段，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开始当家做主的愿望。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式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特的民主形式，来之不易，只有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才能拥有如今这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

　　因此，我们要在充分挖掘教材资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培育学生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及民主政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相统一。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指出：青少年开始越出家庭和亲友的藩篱，认识到更大的社会团体和更高社会规范的存在。此时的青少年迫切需要正确价值目标的引导，防止他们走弯路、走斜路，陷入迷途，给自己、家庭、社会带来无限的伤害。

　　在《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的斗争》一课的教学中，笔者立足于教材资源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探究列强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原因、目的及影响。近代以来，列强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屡次侵华，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被践踏，人民流离失所，中华文明被毁坏，经济命脉被控制，中华民族陷入危亡的境地，这都显示了列强的残暴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学习这些历史事实有利于让学生深刻理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激发学生对封建统治阶层的唾弃和列强的愤慨，培养学生为维护国家而斗争的爱国情怀，推动学生树立国家富强、反对专制、追求民主的人生理想，增强学生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写道：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点、活动程序等。

　　主题式教学活动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教师要从三个层面综合考量，确定主题。从宏观上来说，高中历史主题式教学目标主要包括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目标；从微观来看，每一课教学活动也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每一n目标整合成总目标。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一，教师可以围绕中国政治制度、政治建设，中外政治制度与建设比较，当今世界政治多元格局等主题来开展教学。主题教学的目标是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建设的过程，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当今世界政治多元格局的大趋势等。教师通过主题式教学活动，除了要让学生达到基本的知能目标外，还要引导学生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掌握主题学习的基本方法。

　　教师确定好主题后，要对选定的主题的教学重难点进行分析。高中历史必修一的教学重点在于中外政治建设、政治制度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多元化政治格局大趋势等；难点在于如何从中外两个视角、两条主线进行比较，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培养学生严谨的历史学习思维是重点也是难点。

　　教学程序不仅体现出教师对主题式教学活动的整体设计艺术，也是教学目标能得到有效落实的保证。教师设计教学程序时，要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围绕学习主题，开展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从宏观上对学习的主题内容进行知识构建。

　　教师对高中历史主题式教学活动进行设计时可以根据不同的主题，体现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及全球史观。

　　人类历史究其本质来说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设计主题式历史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科学性。运用文明史观开展高中历史主题式教学活动设计，有助于学生从纵向的角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感受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三，《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现代中国的文化与科技》等可以按照“中国文明史”主题设计教学活动，用中国文明史这一条主线向学生展示中国文明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使学生有条理地掌握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

　　现代化史观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形成的历史观，它最显著的特点是用发展的眼光认识人类历史，最突出的内容是工业化，涵盖了现代政治、经济、民主、法制、文化等丰富的内容。运用现代化史观设计主题式历史教学活动，有助于学生建立起系统的历史知识体系，辩证看待中西方历史进程。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一，可以根据教材的编排体系按照主题进行教学活动设计，确定一个大主题即近现代民主政治史，这个主题又分为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曲折之路和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多样性。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曲折之路这一主题涵盖《近代中国维护国家的斗争》《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西方近现代民主政治多样性主题主要涵盖《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解放人类的阳光大道》，必要的时候可以跨教材，将必修一与必修二按照主题结合起来。

　　全球史观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历史进程。教师运用全球史观设计主题式高中历史教学活动，要从全球的角度审视人类历史，将中国历史作为其中的分支来看待。这有利于帮助学生拓展历史视野，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历史认识。

　　例如高中历史必修一《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必修二《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可以将这些专题进行整合，引导学生形成完整的全球史观。

　　基于主题的高中历史教学活动设计要具有一定的高度，需要基于主题，又不拘泥于主题，围绕主题进行适度的拓展，以开放的教学设计理念，拓展学生历史视野，发展学生历史思维。

　　主题拓展的途径很多，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围绕教学主题，选择适当的历史材料进行拓展。所选的材料要具有一定的内涵与深度，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有助于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促进主题式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

　　总之，基于主题的高中历史教学活动设计要凸显教师的教学艺术与教学个性。教师要在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优化主题式教学活动设计，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唤醒学生主体意R，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历史学习中，提升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促进高中历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

　　首先,考察数学史的内容及分布情况.统计发现,在必修1至必修5的5本教材中数学史料共计出现了22处,具体如表1所示.

　　必修1至必修5教材中出现数学史的次数分别为:4,2,7,3,6,共计22处.每本教材中出现数学史次数的差别是比较大的,其中必修3中出现数学史料最多,但第三章《概率》中没有出现数学史的内容.

　　表1展现了教材每一章节中安排的数学史内容,对数学史在教材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主要考察数学史的分布布局.在分布布局这一维度上,着重考虑正文、例题、习题、阅读材料4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教材设置的栏目中小资料和阅读材料存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统计时统一列为“阅读材料”.数学教材中数学史的分布布局如表2所示.

　　统计结果表明,5本必修教材出现数学史22处,主要分布在阅读材料中,共计14处,占63.64%.但在教材正文和例题中也出现了较多的数学史料,在教材正文和例题中出现的数学史更有利于教师在教学中应用,以逐步提高学生的数学修养,这应该是对课程标准对教材中数学史设计要求的一种积极回应和具体体现.

　　在内容选择这一维度上,着重考虑数学家生平、相关数学史料、历史名题和其他文化4个方面.其中“其他文化”主要是指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及社会中天文、医学等生活领域,侧重介绍数学发展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

　　从表3可以看出,5本教材都至少有一则数学家的简介,必修5中介绍了3位数学家.选择数学家生平这一内容的数学史料共计7处,与其一样多的是相关数学史料(7处),再次是历史名题(5处).可见教材已比较注重数学知识发生发展过程的介绍,并着重说明在知识发展过程中着名数学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发展的曲折历程.在教材中展现历史名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促进学生数学思维的发展.相对而言,展现其他文化的史料较少,这就促使研究者寻求将数学知识和其他文化结合的途径.另外,在介绍数学家时,教材中主要说明数学家的生平(如国籍、出生地、时间等)及做出的贡献,较少(几乎没有)体现数学家遭遇困惑、挫折、失败的经历.对数学家的叙述使学生感觉数学家想到定理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恢复数学“冰冷的美丽”背后“火热的思考”,未能表现出数学家创作过程中斗争、挫折以及数学家所经历的艰难漫长的道路.

　　教材中所选取数学史的呈现方式多数以文字为主,并无其他呈现方式,只有少量的数学史料在以文字呈现方式为主的基础上,附以图片、图形等.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教材中数学史的呈现方式,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统计.除文字呈现方式外,区分为头像、图文、图片和图形4种方式.在分类时,数学史料中只是附以数学家的照片,则归于头像一类;对数学家或其他相关史料说明时,并在照片下有必要的文字说明,则归于图文一类;涉及生活中的相关景象等归于图片一类;数学史料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史料的数学知识,增添了数学图形,则将此归于图形一类,即主要涉及数学图形,具体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可以看出,除文字这一呈现方式外的其他方式共有17处,而5本教材中的数学史料共有22处,仅从数据来看,其他呈现方式是比较少的.另一方面,对其他呈现方式进行数量统计时,有的数学史料就有多个统计量.例如数学与音乐这一史料中,有3个图片2个图形,这样一个数学史料在统计呈现方式时将会统计5次.相对而言,其他数学史料中除文字外的呈现方式就更少了,怎样才能增加数学史料的呈现方式?这点值得深思.

　　数学史的分布布局、内容选择以及呈现方式体现了高中数学教材中数学史内容的外部特点,而对数学史的具体编排设计却体现了它的内部特点,即怎样设计才能使数学史更好地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发挥其教育功能[6].

　　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主要有两种方式:显性融入和隐性融入.显性融入数学史旨在“描述数学发展的进程”,也就是在教学中讲点数学史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只是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较低层次.隐性融入是根据历史对教学内容重新设计和加工,制作适用于教学的“历史套装”,主要在于将数学史中的思想方法和数学知识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学习中深刻体会其中的方法,这是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较高层次.

　　通过对教材的分析,将数学史融入教材的显性融入方式进一步划分为由数学史引出数学知识和由数学知识引出数学史两种设计模式,具体见图1所示.

　　显性融入主要指数学史和数学知识是互相引出的关系,只是由一点想到另一点,两者之间并无深层次的联系.由数学知识引出数学史,是指在教材中阐述某一知识时联想到与此有关的数学史料,进而进行数学史的介绍.在此,数学史作为知识的注解或扩充,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知识时了解一些相关的数学史料.例如,在必修1第一章《集合》中,介绍了集合的创始人康托,进而引出了阅读材料“康托与集合论”.这种设计模式可条理清晰地叙述某一方面的数学史料,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数学家严谨治学的态度和数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但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讲解势必会占用大量课堂时间,只能作为学生课外阅读材料.

　　由数学史引出数学知识,是根据数学史的介绍,在史料中提炼出数学问题,让学生用现有的知识解决问题.在这一模式中,数学史充当数学问题的背景,提出的问题在历史上可能并未存在,数学史只是作为问题的一种情境.例如,在必修5第二章《解三角形》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一节中,根据历史上古希腊数学家泰特托斯构造无理数,……的图形,编制出应用余弦定理求图中相应线段长度及角度大小的例题.这种设计模式,数学史仅仅作为数学知识的背景出现,其目的在于引出数学问题或相应的数学知识,并无深层次的关系.按照这两种设计模式引入数学史,数学史充当知识的注解或问题的背景,只是停留于表面,难以达到数学史对数学教学的真正价值,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并不是为了讲数学史而介绍数学史,真正意图是通过数学史的运用实现教学目标.

　　数学史融入教材的另一种设计模式是隐性融入,真正地把蕴含着数学思想方法的巨大宝藏的数学史的文化教育功能发挥出来,也就是“基于数学思想的历史与逻辑的数学教育方式”[7].这种模式与显性融入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此数学史被请入了数学知识的殿堂,并未游离于数学知识外.例如,在必修3第二章《算法初步》中的“韩信点兵”例题,主要让学生在分析韩信智慧的基础上,提炼其点兵的思想方法,进而转化为算法的基本程序.这样就把韩信点兵的方法融入到算法学习中,既不耽搁时间专门介绍数学史,又使学生了解到历史上着名人物所具备的数学素养,巧妙地通过数学史与数学课程的融合帮助学生理解数学概念,体现数学思想方法的优越性,同时也有利于教师在课堂上借助数学史进行数学教学.

　　表5对数学史的设计模式进行了统计.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分类时,由数学知识联想到与之相关的数学史,然后对数学史进行介绍,这种模式归于由数学知识引出数学史中;先介绍数学史然后根据其内容编制或还原数学问题,这种模式归于由数学史引出数学知识;若数学史和数学知识之间在思想方法上具有较强的相通性,则归于隐性融入的设计模式.

　　根据表5可以看出,在22处数学史料中,由数学知识引出数学史这一设计模式共14处,由数学史引出数学知识这一设计模式共5处,即利用显性融入的设计模式共19处.而利用隐性融入的设计模式只有3处,仅占13.64%.由此可见,教材中主要是以显性融入的方式引入数学史,这无疑给教师进行高层次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1]徐祥运，张祖贵.科学技术史教育的重要性[J].科技导报，1997（2）：29-30.

　　[2]王可炜.羊芳明.公众科学素养与职业差异性[J]广东科技，2011，20（24）：22-24.

　　本文对现有高校的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学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并提出了改善的几点设想，结合艺术设计项目式教学模式以及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研究分析报告，总结出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整体问题和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设计”这一词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被用到，诸如“服装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本文结合许多有关艺术设计著作对设计概念的阐释，将设计的概念试图从设计专业的角度对其进行一番再梳理，使得对设计的概念有更深入的认识。

　　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艺术设计作为艺术、技术和科学的结合，更是与生活息息相关。随着艺术设计专业的蓬勃发展，全国各大高校基本都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的加强，艺术设计史论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开设了艺术设计类专业的高等院校也根据自己的学科专业特点，都开设一定数量的艺术设计史论课程，但是还是普遍存在一些问题。结合整体的分析研究数据，总结出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整体问题和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未来发展趋势。

　　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是高校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理论课程，其中包括了有中外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艺术设计理论的萌发、分支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贡献率等等。艺术设计史论课程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在全国的艺术院校和综合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中开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80%以上的院校开设了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此类课程在开阔设计专业学生的视野，提高其人文素养、树立创新的设计理念，提升设计的品位，形成个人风格等方面意义深远。因其滞后于艺术设计实践，其研究内容和教学方法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当今国内更是如此。总之，高校艺术设计史论教材田圃中，已由过去的一枝独秀，发展到今天的百花竞放。中国的艺术设计史论研究也将迈进一个较快发展时期。

　　事物具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在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1）艺术设计史论课程观念需要更新；（2）教学课程设置不够合理；（3）教学方式方法亟待创新；（4）理论教学与设计实践需要更好的对接。

　　在艺术设计史论课程刚刚兴起的时候，对于艺术设计史论的教学还处在基本的发展阶段，教材有一枝独秀到目前的百家争鸣。在当时只有尹定邦教授著《设计学概论》，尹定邦教授在书中重点介绍了设计学研究的范围、现状，设计的多重性，设计的类型，设计师的职能，中外设计史的源流，设计批评理论的发展、嬗变与多元化等，特别着重强调了设计理论对设计发展的必要性。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艺术设计史论教材层出不穷。李砚祖教授著的《艺术设计概论》得到众多高校的青睐。该书主要介绍了设计的方法、程序与管理、设计的哲学、设计与文化的关系等，提出“设计是科学技术与艺术的统一结合”的观点。目前，高校设计史论的版本逐渐增多起来，如赵农著的《中国艺术设计史》、李立新著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朱和平著的《中国艺术设计史纲》、王受之著的《世界现代设计史》等，都是比较权威的艺术设计史论教材。

　　当前，我们一些高校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教师师资力量基础相对有些薄弱。很多时候，有一些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出国或者到科研机构，能够进入高校的人员较少。可见，艺术设计史论教师的供不应求和教学质量提高速度慢是现代设计教学中面对的直观问题。

　　国内艺术设计史论课程尚属于发展初期，规模相对较小，因而在教学方法上还需要加大创新。目前基本上是沿袭美术史的教学方法，即：授课+图片+（参观）+论文+部分闭卷考试=结业。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现状与国内迅猛发展的艺术设计教育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距。因此，尽快改善艺术设计史论教学的现状已是当今艺术设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制定统一的教学规范和方法要求教育部有关部门组织全国已设有艺术设计学专业博士、硕士点的院校的专家编写供全国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学用的艺术设计史论方法和规范研究，明确该课的教学目标、内容及各章节的教学目的、基本知识点、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课时要求、课后习题、必读书目、必看图录、参阅书目、参阅图录等指导教学，使各地方高校艺术设计史论课教学有纲可循；教育管理部门检查、评估该专业教学状况有“法”可依，就会对迅速提高全国高校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教学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鉴于目前一些高校艺术设计史论课程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验和研究能力整体水平需提高的情况，借鉴在该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理论课教师，借鉴成功的经验，结合教学实践，组织任课教师探索和交流教学改革经验，对迅速提高艺术设计史论课教师的人文素养，教学能力会很有帮助。

　　艺术设计史论课程按照“高起点、厚基础、宽口径、善创新、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方针，培养具备艺术设计学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从事艺术设计理论的研究，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理论教学以及有关文博、新闻出版、艺术市场管理、企业形象策划、艺术传播与营销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专业发展的需求而不断调整和优化教师结构，建成一支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组建以老教授指导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团队，帮助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我专业各项教学专项建设，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作用，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以骨干教师为核心，以专业方向作为纽带，形成具有良好协作精神的教学团队。

　　要以艺术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等高学科平台为支撑，争取学校进一步政策倾斜，加大扶持力度，多层次、多渠道培养与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增强梯队实力。取得以“梯队建设”、“成果建设”为标志的专业建设成果。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层次的学生在本科阶段较为系统地学习了设计基础理论和设计专业技能课程，研究生学习阶段的重点是开阔艺术视野、增强文化底蕴、深化设计思想。学生只有全面提高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设计和学术研究潜力才能厚积薄发，成为有可持续发展力的设计工作者和研究者。

　　针对上述人才培养要求，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将“中西文化史”课程列为设计艺术学学科中的主干学位课程，自2005年开始已经连续开设7年。选修本课程的学生主体为艺术设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包括环境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计、装潢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设计、园林景观艺术设计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本课程以历史发展为基础，以中外传统文化艺术为载体，以时间和空间为脉络线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国家、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艺术成果，着重分析社会、文化、思想、宗教的因素在艺术作品上的反映和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关系。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外文明发展历史、中外思想文化、宗教文化、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内容，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学的意义在于提高研究生的人文艺术修养和设计创作水平，在学习中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既立足本民族文化又面向世界的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中西文化史课程是高等院校文史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文史专业学生一般有中外历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选修课程作为本课程学习的基础，还具有一定的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古代文献等方面知识作为支撑。因此这些专业中，中西文化史课程内容涵盖面广，章节分列细致，课时量大，教材有相当深度。而面对艺术设计专业则要结合专业特点、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层面、接受程度等因素，在教学内容讲授、教学侧重、教材选用与编写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探索。

　　艺术设计专业学生本科一般系统学习过中外美术史、工艺美术史、设计史课程，有些学生还具备一些中外建筑史、园林史、装饰艺术史等艺术史论知识。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开设的中西文化史课程要与学生此前的知识结构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不能重复已熟知的内容，要在原有基础上加深理论分析与阐述，并进行内容上的拓展，补充学生在本科阶段所欠缺的知识。由于课时较之文史专业要少很多（以北京林业大学为例，开设此课只有32课时），在内容设置上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重点，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笔者结合上述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将教学大纲确定为中国文化史部分以历史年代为线，介绍从史前至明清历代文化。以讲授思想史为核心，重点分析历代思想文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西方文化史部分其一是讲授西方文明的源泉――古希腊文化的特点与成就及对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二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介绍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源，重点比较中西艺术精神与艺术风格的不同。内容设置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全面性，避免了泛泛的知识罗列，从思想文化的高度去认识历史，最终回到分析艺术风格成因和艺术文化内涵的落脚点上。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层次的教育中存在部分学生轻视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学习，大多欠缺文、史、哲知识的问题。授课、考查方式的单一化很难调动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没有直观感受和主动学习的欲望。考查评价方法上以课程论文或考试试卷作为考查形式，易使学生为轻松取得学分而敷衍，写作课程论文过程中抄袭现象严重，或死记硬背教科书和笔记上的考试题目重点进行答题，无法体现学生独立分析和深入研究与理解的能力。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在中西文化史课程教学方式和考查方式上进行了探索和改革。其一是课内指导教学与课外自主研究教学相结合。在第一节课上提供给学生课外研习的文献目录，要求学生跟随课程进度研读文献与参考书，教师在课上进行纲要式的讲解与重点问题的分析。考查方式中增加写书评和文献综述的环节。这样解决了课时少和内容多之间的矛盾，也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其二是联系历史分析现实，将历史上的重要文化思想或文化现象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由学生思考并确定要陈述的话题并准备好相关资料和演示课件，在课堂上进行陈述、演示和提问，大家就此话题发表各自的观点并展开热议。改变教师“一言堂”的形式，学生在这样的讨论课上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为今后写作专业研究论文积累了具有新意并言之有物的选题，同时锻炼了分析、表达、辩论能力。学生的演示课件作为考查成绩的一部分。其三是充分运用现代的教学手段，课件制作有文字、图片、视频、音乐、动画、整体界面设计，引入大量艺术作品、考古文物图像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陌生和抽象的知识。其四是走出课堂进行直观体验式教学，通过参观博物馆、名胜古迹等实践活动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化对课堂知识的理解。要求学生将参观考察报告、感想、资料收集作为一份课程作业来完成。

　　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文化史课程教学的探索与研究这一课题的提出和开展，是为了改变目前高等艺术教育中重视现实功利，轻视学术理论学习研究的不良趋势，通过改革使学生认识到了解历史、了解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在教师、学生的共同努力下，将每个学生的思想、独立个性和思考研究能力全面地发挥和展现。通过教学探索，树立严谨的学术风气，使学术热情不断高涨，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注：本研究受北京林业大学“211工程”三期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建设计划子项目资助）

　　在过去，分析问题的主要方式主要依靠抽样数据、局部数据和片面数据，甚至于依赖经验和假设，这难免失之肤浅、表面化和简单化，而依靠大数据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使用更加全面、完整和系统化的数据就能够深入了解现实世界的本质，使得主观认识更加具真实合理性。Viktor Mayer-Schonberger与Kenneth Crukier所著的《Big Date》中文版介绍了大数据的应用范畴；可以应用于各个类别的学科，“使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对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1]，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也应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研究问题的主线一般集中在如何将二者清晰地区分，这是为了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但现在的研究侧重点不同，研究方式也不同，合理引进大数据对近代史学信息分析以及近代史学研究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依靠大数据的支撑，不仅可以研究近代历史事件，还能够搭起学术交流的平台。以战争为例，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民族问题，即反对外国殖民统治，反对清王朝的压迫，以达到民主共和，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但当大数据植入后，这段信息的量会大范围的拓展以及交织开来，当录入数据后便能直观地看出问题，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是信息对接、碰撞的结果。战争前期的预兆是什么，战争的高潮在哪里，战争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些问题早有定论。但是如果借助大数据系统就能更清晰地或者说是直观地看到以往不曾涉足的问题。比如，研究战争就不能不涉及林则徐，那么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评价是什么？他对敌情判断是准确？他的制敌方略是否行之有效[2]？《战争档案史料》可作为分析这些的资料，但其他如林则徐日记、林则徐奏章是否也要纳入其中呢？这是毋庸讳言的，只有把近代的史料叠加才能看清一个更完整的昨天。大数据的运用意味着是对传统数据的一种整合，尤其是对近代史学科目的数据的整合，这与单纯依赖于史学家的主观判断相比，往往更能直观地反映真实具体的史实，这才是引入大数据的意义所在。史学最注重精确性和准确性，而大数据恰恰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这样的要求。大数据的引入强化了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支撑作用，这体现在对近代史学的呈现方式上，这是之前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的。

　　大数据能够支撑近代史学的研究，当然也就具有了对近代史学的推动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近代史学家都通过档案的解禁来了解相关历史事件，比如美国水门事件。在我国，以档案研究近代史的比较知名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沈教授以档案之多闻名于学术界，他用这些档案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冷战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档案研究是近代史学家的研究重点，许多史学家就是利用这些档案破解近代史难提、还原历史真实的。如果将这些资料与大数据融合，更能好地推进近现代历史研究。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因没有详实的资料，更多的要依靠判断和推导，因此很难有大的突破。而近现代史是有着成熟的资料与档案数据的，这能够为当下的近代史研究提供帮助。大数据与这些史料融合，在庞大的数据面前，人们可以通过档案这条线索，理顺各种历史关系，进而弄清历史事实。当大数据把人物所处环境下的各种思潮呈现在学者面前时，无疑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的近代史学资料与大数据的结合，必然催生全新的史学研究范式，进而推动近代史学的发展。古代史学因其相关信息的不可预见性，很难推测一个特定时期历史真像。而近代史学有着大量的史料档案，这些史料档案都是当今学界研究过去几百年历史的有力佐证，借助大数据，近代学科领域将不断有新发现、新突破。诚如清代研究灾害史文章所言：“这里拟从灾害史学界正在兴起的生态史研究范式出发，借鉴当前广为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灾害史料的文献整理与数据化建设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分析，进而以清代为例，就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提出某些新的构想。”[3]大数据是一个包括自然变动与社会响应等各方面信息在内的综合性的大型灾害信息集成系统，所以要研究自然灾害史，我们需进一步扩大资料范围，细化数据指标，尽可能地涵括档案、方志、文集、报刊、官书、正史以及其他各类相关文献中的灾害信息。多方面的收集灾害信息并给予这些灾害信息以分析考证，不单一地细化某一类别的自然灾害，而是全面陈列出各类别灾害问题所在，才能方便研究与推导，其目的在于突破以往以单一灾害、单一灾种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汇编形式，力求将历年各省区各类自然灾害包容其中，便于揭示各灾种之间的关联，从整体上反映灾害演变大势。笔者借鉴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业已进行的大规模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展开批判性分析，全方位论证了大数据视阈下灾害史研究的贡献与存在的不足。清代充足的史料也给予了大数据以充分的史料支持。而随之提出的最新构想也给予了灾害史研究者一个可以扩展的空间，这样就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构建起了近代史研究一个全新的平台。

　　1930年，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陈寅恪先生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史学研究态度。抓住潮流与学术发展趋向是推动研究史学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闭门造车，不去关注史学的时代脚步是不会取得学术成就的。在当今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不与计算机大数据结合就不能更加准确把握史学走势，同样，也就不能充分发挥资料档案的潜在价值，最终使史学研究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早已习惯运用计算机去研究各种事物，使研究成果更加贴近生活，从而达到服务社会、改善民生的目的。计算机史学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的巨大补充。计算机史学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向，社会学代表人物罗玮？罗的《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新计算社会学（newcomputational sociology）这一概念，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这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空间。“新计算社会学是当代社会学界借助计算机、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新方法来获取数据与分析数据从而研究与解释社会的一种新的范式或思维方式”。“计算历史学”与“新计算社会学”有着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可能成为超越“计量史学”的大数据时代下的史学发展新趋向[5]。计算历史学能够增强史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史学研究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笔者对近代史学有一种设想，近代史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史料的相对真实完整性，并且离今天的生活并不远。无论是清史还是费正清撰写的《中国史》或是蒋廷黼徐中约的《中国近现代史》，其中的史学资料都是清晰的，而越往近代推进，就更能真实反映那段历史。计算机史学能够以计算机打破人脑在分析史学时候的瓶颈与局限，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数据的挖掘更彻底，能够从层层数据背后去寻找问题所在，并分析问题背后的某些关联。计算机史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大数据的产生更强化了计算机史学的地位。对于史学家来说，采用数据库这样的新方法可能并不容易但又似乎是必须采用的。巴勒克拉夫认为历史学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对新方法的使用不那么容易接受，但他同时也警告历史学者们，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不能不断更新，历史研究如果仅能生产一些“老牌传统产品”，那么学科的前途就很堪忧[6]。笔者很认同这种看法，只有综合利用社会统计学、跨时段历史分析等多种方法，才能将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信息零碎、看似无从下手的材料变成难得的宝贵的可研究对象，从而发掘出大量的“新历史”[7]。这类整合能够帮助史学界对相应的信息加以判别，运用计算机以及当今各种载体，综合这些媒介的优势，形成叠加效应，能够全面促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任何时代的学术，都离不开新的发现，而新发现是以新材料为依托、以新方法为手段的。

　　总之，大数据为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史学界就能够以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史学研究。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

　　〔3〕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J].清史研究，2015，（02）：67-82.

　　〔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A].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03―504.

　　平面设计（graphicdesign），是20世纪中后期凸现于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构建设计范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由美国人威廉·阿迪逊·德威金斯最早使用来描述他所从事的设计活动的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在1970年以后正式成为国际设计界通用术语。平面设计在21世纪开始朝多媒体的方向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它的传统和范畴依然存在，在电脑辅助设计的技术前提下，发展速度非常惊人。

　　美国人菲利普·梅格斯（gs），是较早系统研究世界平面设计发展史的西方学者，并于1983年推出著作《AHistoryofGraphicDesign》，该书被设计史学界视为权威著作，是现有的平面设计论著中最完整的一本，作为一份通史性质的文本，梅格斯在他科学精到的叙事框架中，把繁杂的平面设计历史内容进行了合理有序的安排，让学习者清晰地认识到平面设计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理论学习研究者，更能学习到在纷纭的设计历史现象中整理线年代，美籍华人学者王受之套用了梅格斯原著的基本框架，完成了第一本中文版的《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在这个框架内，平面设计的历史被分割为技术、门类、风格、理念、人物、专题、个案、教育等条块。以各个时代不同特点为侧重点，交织使用通史、断代史、类别史的编法。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真实而又全面地展现了世界范围内平面设计风起云涌、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具有母本的许多优点，在此基础上，王受之先生也增添了为数可观的辅助史料，使得该书占有的史料大大超过了梅格斯的原著，也更加适合初学者体会具体历史的细节，尤其是适合层次较低的学习者。另外，一些学者从平面设计的范畴中选取个别专门的项目，如企业形象设计、字体设计、版面设计、海报设计等进行研究，并有不少的著作，推进了平面设计史的研究深度，主要代表学者有约翰·巴尼科特、爱德华·戈特沙尔等。

　　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中国现代设计发展逾30年，有关平面设计史方面的学术理论研究总体上基本停留在引进、介绍水平上。我国国内学界也初步开展了针对平面设计发展史的本土化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翻译介绍和比较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担任过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负责人的柴常佩在翻译《AHistoryofGraphicDesign》时，截取了现、当代部分，成书为《20世纪视觉传达设计史》。该书以小册子的方式在大陆出版，是中文版中最早的翻译版本。（2）学习和借鉴的角度展开研究，主要是以国外的平面设计史著作为母本，结合国内的设计教育现状展开研讨，主要有2010年门小勇《平面设计史》。该书主要内容仍以介绍西方平面设计发展史为主，几乎未提及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历程。（3）评论性及学术性文章探讨。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主要有2009年朱时辰撰写的评论文章《“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的前世今生》，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方学者的史论治学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史论观，并呼吁中国设计理论界遵循实事求是的态度，在研究史学过程中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成果。2011年杨婷婷撰写的学术性文章《浅析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史的发展与演变》主要依据我国时代史书上对中国近现代设计起源的时间界定来展开分析，指出了平面设计史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不同风格和面貌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上述种种研究，对于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研究方法论在我国获得学界认同、建立理论基础、积累实践经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尤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新中国自成立至今的平面设计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借鉴。但是，它们多是从平面设计的对象因素、涉及的功能、最终采用手法等方面作为研究视角和切入点，有些研究还停留于简单的翻译和介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平面设计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演变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关系如何强化？社会体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平面设计史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挖掘平面设计发展的文化基础、价值取向、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思想实现进一步的结合，是新中国平面设计史研究核心所在。

　　笔者认为研究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主要从意识形态的视角，以平面设计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重点，来体现平面设计发展在建构国家文化形象中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功能。主要内容如下：

　　（1）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下平面设计的概念阐释与理论辨析。包括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视角对新中国平面设计的发展进行历史审视和梳理，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平面设计概念再思辨。同时在解析国外研究理论之上，对处于不同政治体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的特征给出进一步的描述。

　　（2）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

　　（3）比照国外平面设计发展历史，界定我国平面设计发展的层次与范围。包括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各方面层次。

　　（4）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体系构建。包括平面设计起源与形成、基本内容、不同评价及对平面设计发展史的“本土化”研究等。

　　（5）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研究的作用，即通过平面设计发展研究体现社会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文化发展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关系、社会文化发展与艺术价值观念关系、社会文化发展与审美取向相符关系、国家文化形象构建与社会文化发展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互依存关系等等。

　　（6）提升我国平面设计事业整体品质，推进我国国家文化形象建构的目标与路径选择，包括如何以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理念，实现平面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创造活动促进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判断能力、舆论导向能力的提升。

　　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立足于本土环境，对我国自建国以来的平面设计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在详实的资料分析基础之上，运用比较历史学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特点、现状，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然后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视角，对我国平面设计发展定位，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在研究中突出问题意识。因此，平面设计发展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统计分析、计量分析及互动分析等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遵循论从史出的实证性原则。在具体研究方法上，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访谈方法和文献分析等方法。

　　（1）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历程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研究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考量。

　　（2）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包涵明确的目的：即还原平面设计原来应有的面貌，从理论和历史发展的讨论和阐述中，提出平面设计的理论原则和基本构成因素。

　　（3）体现中国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体系构建应更具有本土性，它更多地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根本，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

　　（4）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研究从本质上揭示平面设计发展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发展史，影响平面设计风格的因素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总和。

　　目前学界对涉及到我国平面设计发展历史研究的专著数量极少，因此对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的研究能够填补学术空白；其次，通过研究新中国的平面设计发展史，试图揭示出当代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当代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导向的内在关系，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再次，通过问题探究揭示我国平面设计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条件。

　　现代派美术与现代设计史密切相关,在艺术与设计互动的意义上,现代派美术催生了现代设计,如果要讲好现代设计史这门课程,只有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了现代派美术的缘起、特征、流派及意义的基础上才能给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只有掌握了现代派美术这把钥匙,现代设计史教学内容才得以展开深入研究,离开现代派美术讲授现代设计史,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设计史的专著可以追溯到1936年英国艺术史家尼古拉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佩乌斯》,他在书中阐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西方现代设计运动的发展,他以著名设计师为主线,从莫里斯到格罗佩乌斯,研究他们的创作活动、重要作品及在设计史中的地位,同时也注重社会大环境对设计的影响。佩夫斯纳的开创之举功不可没,正是他让人们认识到现代设计史的概念,在今天来看依然是设计史的经典。另一种叙述方式的专著是Herwin Schaefer的《现代设计的核心――19世纪的功能化传统》,此书于1970年出版,重点强调与设计所关联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科学技术的背景。第三种叙述方式是1986年出版的福蒂《欲望的对象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该书消解了设计史研究中将设计师置于主导地位的传统方法,认为是市场催生了设计。Jonathan M. Woodham1997年出版的《20世纪设计史》(尚无中文版)也持有类似的观点:“20世纪最著名的设计作品不在博物馆里而在市场上,可口可乐、麦当劳的标志世界通行,1921年现代主义的法兰克福厨房、1951年流线型的带尾鳍的老式汽车,60年代随处可见的充气式坐具,比所谓的经典作品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

　　现在通行的现代设计史教材内容编排:王受之先生的《世界现代设计史》、梁梅的《世界现代设计史图典》、朱和平先生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他们的教材编排基本都是按照现代设计史缘起、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装饰艺术运动、后现代主义设计等设计运动进行编排。王受之先生因在国外呆的时间比较长,第一手资料比较多,信息量很大,几十万字,堪称权威,但个人认为作为本科生教程,略显烦杂,只能作为课外阅读和考研书籍进行补充。梁梅的世界现代设计史图典图文并茂,但对现代设计的缘起及各个运动的相关背景交代不足,让大一学生理解存在一定困难,相比较而言,朱和平先生的教材将种设计运动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置于一体,深入浅出的将运动发起的背景一一展现于读者面前,通俗易懂,个人认为更适合本科教材。

　　现代派美术源起于19世纪的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其始祖为塞尚,后来的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达达派以及超现实主义都是现代派美术的范畴。西方现代美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客观转向主观,从客观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因此他们的创作倾向与传统美术的如实描绘是背道而驰的,强调的是“似”与“不似”。对作品的主题内容不太注意,乃至完全忽视,在造型和色彩上也强调主观,推崇个性。现代派美术的另一特征是强调艺术形式本身的审美价值,在艺术形式上千方百计进行探索,甚至追求标新立异。

　　无庸置疑,现代派美术是现代设计史教学内容的讲授重点,当然,属于美术史范畴的现代派美术在美术史课程中已经作为重中之重讲授过,一般艺术设计学校都是先开中外美术史,再开现代设计史,但同是重点,其讲述方式还有侧重点应有所区别,美术史中我们讲授现代派美术,注重于这一流派的发生、发展、审美特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和影响。而在现代设计史教学中,侧重点应放在现代派美术对各种设计思潮和运动的影响上,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最终形成百花齐放的设计局面。我们根据不同的设计思想和美学追求把设计史的内容划分为现代设计的缘起、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装饰艺术运动、后现代主义设计等专题。事实上,无论是王受之先生的《世界现代设计史》、还是梁梅的《世界现代设计史图典》、朱和平先生的《世界现代设计史》基本都是照此编排。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们打破常规,根据自己的感受作画,随心所欲地使用色彩,倾泻自己的感情,他们的感情是张扬的,色彩是浓墨重彩的,用画表现自己的内心冲动和情感的风格,影响了现代主义美术的很多流派。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的塞尚的绘画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绘画精神,根据画面需要,从多个视点观察,描绘对象,减弱明暗效果,用色彩的变化表现体积和空间关系,开创了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现代艺术之河,没有人比塞尚对传统的艺术法则背离得更远了,因为他“一个个地摧毁了前人实践所依据的信条”。而高更来到土着人居住的塔希提岛生活并进行艺术创作。他的作品中几乎平涂的大色块比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浓艳、粗狂、朴素的装饰效果,具有一种奇异的神秘感,被称为象征主义。凡高、塞尚、高更三人与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艺术观念与作品不仅引发了以后西方美术史上的一系列革命,也引发了西方现代设计史上的一系列革命。工艺美术运动就是在这一狂飙突进的艺术思潮中轰轰烈烈展开,他们对传统的叛逆精神也影响到了威廉莫里斯和约翰拉斯金等设计领袖。继凡高从情感出发的主观表现绘画后,有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和蒙克为代表的表现主义。马蒂斯从视觉、舒适感和内在情绪出发,运用简化的线和色彩的表现力,创造新的绘画形式;蒙克则用强烈的色彩和笔法,表现极强的情绪性。此外还有各式各样表现内在情绪和内心世界的表现性艺术,明显的包豪斯和装饰艺术运动就受到他们的影响。以康定斯基为代表的抽象主义,用抽象的线条组合表现内心的激情,追求抽象线条和色彩组合的气势和节奏,对包豪斯和俄国构成主义影响巨大。受塞尚的影响,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强调绘画自身结构,追求几何形排列组合所产生的美感,直线、曲线搭成变了形的轮廓和块面堆成交错的组合,构成画面的艺术趣味和情调。再向前发展就是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抽象主义艺术。他以纯粹抽象的线条和色块创造画面,将抽象的绘画结构引向了极端,这种艺术思潮对荷兰风格派运动和俄国构成主义影响巨大。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者们全盘否定传统美术,反对一切模仿形式,主张“无目的”、“无意义”。其代表人物杜桑,将一个小便池命名为《泉》搬到美展上,表现反传统的艺术思想。在其影响下出现了用各种东西拼贴或摆放为作品的波普艺术,用自身行为为作品的行为艺术。

　　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追求对艺术形式的创新。这种创新精神也正是我们现代设计史教学内容所要强调的。学史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以古为镜,古为今用。我们讲授现代设计史这门课程,一方面要让学生了解历史长河中各种设计流派和运动,通过讲解,开阔学生的视野,了解设计的纵深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在了解这些风格各异的设计师和设计作品时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创新能力。一种设计运动的发起,繁荣乃至衰落,看似偶然,却是必然。综观现代设计长河,无论是反对机械工业大生产,提倡手工艺,力倡歌德艺术的工艺美术运动,还是强调自然喜欢运用曲线,追求艺术质量的新艺术运动,到现代主义设计热情拥抱大工业生产,主张标准化,民主化的功能主义,受埃及古代装饰风格影响,重视造型和色彩,服务富裕上层社会的装饰艺术运动,直至后现代主义对各种传统的颠覆,每一次变更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古为中用,洋为今用,要超越和创新,就得了解历史,在历史中找寻灵感。西方派美术之所以影响深远,其意义就是颠覆了传统,由客观描摹转而注重主观情感的抒发,由理性到非理性,由具象到抽象,由审美到审丑等等,都是由于西方现代派美术与生俱来的叛逆和创新精神,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现代派美术敢于向传统向权威挑战的创新精神正是我们在现代设计史教学内容中一再强调和突出的。基于以上四点,现代派美术与现代设计史教学内容研究的结论便迎刃而解了,现代派美术这一美术史理论贯穿设计史始终,它是现代设计史教学内容的精髓之一,提纲挈领,是了解和掌握各种设计运动和流派的一条隐形线索,所以说他是掌握现代设计史的一把微型钥匙实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