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不是起步最早的，欧洲国家比美国更早开展比较政治学研究，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却异常迅猛，迅速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体系化。

　　我们研究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就是要剖析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剖析它的演变路径，总结它的发展规律，进而为我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提供借鉴。

　　本书把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分为四个阶段：冷战开始以前，冷战初期到1960年代，1960年代到1980年代以及冷战结束以后。

　　在早期阶段，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也是刚刚起步，而比较政治学很快成为美国政治学发展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具有三个特点。

　　第一，作者以美国少数顶尖高校的教师为主，且具有多学科的背景。通过对这一时期作者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大部分作者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美国最知名的学府。因为在这一阶段美国的政治学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非常专业的学科队伍。很多作者不仅是政治学研究者，更是历史学家、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

　　第二，这一阶段的作者没有形成方法论自觉，大部分研究只是进行描述和介绍。仔细阅读这一阶段的所有论文，几乎没有一篇会专门介绍和论证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这些论文的作者基本上也不会考虑论文观点和结论的可信性、延展性和科学性问题。

　　第三，大部分论文以他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进行静态介绍为主。美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具有明显的制度主义导向，但是只停留在制度介绍的层面，而没有像新制度主义一样讨论制度变迁、制度演化、制度影响等更复杂的问题。

　　第一，在研究范围上开始迅速扩张，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上升为研究的主流领域。

　　20世纪初期，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欧洲和大国。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早期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研究，非洲和拉美国家很少被pg电子模拟器试玩在线研究。冷战开始之后，美国政府出于维护自己霸权和对抗苏联的需要，亟须加强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了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比较政治的研究者们把目光从欧洲大国转向了非洲和拉美的国家。统计发现，这一阶段关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论文数量开始显著上升，关于西方国家的论文数量则大幅下降。

　　第二，在这一阶段，美国的比较政治学走向国际，事实上开始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内部，开展国别研究最早并且最成功的是英国和法国等欧洲传统大国。比如，英国在1916年就成立了东方研究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前身）来加强对亚洲和非洲的研究。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也吸引了大量欧洲的人才到美国开展比较政治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镇就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国外的学者也开始在美国的期刊上发表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例如，在这一阶段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的论文中的一部分作者来自英国和墨西哥等国。

　　1960年代之后，美国比较政治学受到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政治学界的行为主义革命在本质上就是要重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在此之前，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两个：思辨性的政治哲学研究和静态描述的制度研究。行为主义革命掀起的新浪潮把研究对象替换为可观察、可测量、可比较的政治行为。从对制度的研究转向对人和组织的政治行为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也极大地扩宽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从入选《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百年百篇经典论文的数量可以发现，以投票和政党研究（入选８篇）为代表的最经典的政治行为研究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议题。此外，因为研究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就水到渠成。在比较政治学的早期阶段，对他国政治制度的静态介绍不需要严格的分析方法，也很难应用复杂的研究方法。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不依赖科学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以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为代表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开始得到政治学者的青睐。加之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大量的政治数据，这些数理统计的方法极大地丰富了行为主义政治学者研究政治行为的手段和能力。

　　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可以被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研究议题上，以选举、政党、投票、政治发展为代表的高政治议题与一些低政治议题（环保、性别、气候变化、移民、族群等）共同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到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境地。在研究范式上，行为主义浪潮所主张的学术范式不再一家独大，并且制度研究复兴再次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点。当然，现在的制度研究不再是简单的静态制度介绍，而是更加复杂的以制度分别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研究。

　　此外，在研究方法上，学界也在进一步探索和创新。虽然定量统计研究在这阶段的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以实验法、（自动）文本分析和混合研究方法为代表的方法论多元主义正在形成新的趋势。在学术繁荣的背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也开始面临一些现实问题。例如，一些学者对于方法的重视似乎超过了对研究问题的关注。这导致一些研究的开展动机并不是出于研究问题本身，而是因为数据和方法的便利。这些“精致的方法主义者”也许能够呈现出漂亮的模型，但是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则被削弱了。

　　从上文简单的阶段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一种范式走向另一种范式，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化和调整。研究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学术界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这种繁荣的局面，与美国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和美国加强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密不可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都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投入。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科学研究实力最强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的主要大国和强国。虽然有可能在个别小国和弱国中诞生一些了不起的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理论家，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小国和弱国是无法持续性地发展和引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

　　在历史上，中国作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一直引领着亚洲的科技发展和人文伦理。19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引领了世界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这两个国家引领了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致使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为独领风骚的学术大本营。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经济实力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美国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中国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商品遍布世界，我国的经济利益已经广布四海。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我国的投资和其他合法权益经常在国外遭受损失，在与国外政府和社会打交道的时候还会面对各种困难。一些国外政府、政党、机构和组织对于我国的制度和对外政策还存在误解和偏见。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已经明确地表明要加快发展比较政治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发展我国的比较政治学最主要的推动力和国家基础。

　　科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必须是致力于构建广义的带有普遍规律性质的理论。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稍有区别的地方在于，在尊重科学性和开放性的前提下，社会科学研究还要兼顾本土性和国家性。

　　社会科学研究无法脱离一国的历史、文化和国情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举例来讲，美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在研究非洲政治的时候，不管他是多么地了解非洲，他永远是一个外人。所谓的外人，就是一个没有从非洲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他的研究意识和研究视角一定是西方的，而不是非洲本土的。因为美国的比较政治学者是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中生长出来的，他们在研究非洲之前已经天然地接受了西方土壤给他们带来的思维和视野。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的文化和历史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文化和历史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一定会要求我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具有本土性，而且在客观上也一定会具有这种本土性。即使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如此强势的状况下，我国的比较政治学者也在努力做到本土性与开放性的兼容。

　　在此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开放性的比较政治学。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者如何拥有全球视野来开展比较政治学研究？我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如何超越中国本土的经验来提炼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经验？我国的比较政治学者如何发展出能够与世界主流学界对话和交流的比较政治学理论？这三个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

　　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本土的学者非常注重与国外尤其是欧洲学者的交流和对话。欧洲经验和理论对于美国本土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促成美国比较政治学兼顾本土性和开放性的关键内容。我国比较政治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对话和沟通，尤其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非常必要。

　　学术发展需要由学者尤其是领军学者来推动。但是光有个别领军学者也无法真正推动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个别代表性的学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查尔斯·梅里亚姆以一己之力推动了芝加哥学派的形成，培养了一大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著名学者。还有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他的代表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极大地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研究议程设定。我们在关注这些美国著名学者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真正推动力量是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和发展。

　　梅里亚姆与众人一起打造出芝加哥学派，形成了美国行为主义革命的大本营势力，为后来推动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从旧制度主义走向行为主义奠定了基础。亨廷顿和阿尔蒙德都是重要的学术研究组织者。为了研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秩序问题，塞缪尔·亨廷顿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伦·维纳合作组织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发展联合研讨会。阿尔蒙德受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委托，从1955年开始组织学术工作坊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后来，阿尔蒙德还寻求基金会的资助为很多比较政治学学者提供田野调查的资助。这些工作坊和研究资助直接带动了一批人投身到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之中。这启示我们要注重学术共同体的培养和建设。要通过领军学者组织学术共同体，通过投入资源和资金形成共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路径，最终形成学术共同体。

　　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在未来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极大地束缚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想象力，致使今天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在理论发展方面后继乏力。而且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理论中存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偏见，对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存在“漂白”的倾向，而对非西方国家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持批评的学术态度。

　　只要我们认真地研究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百年发展历程，我们就能够发现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在学术上起到了维护美国霸权和世界领导地位的作用。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美国比较政治学的话语权存在式微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方国家在抗疫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这些国家的所谓民主制度优势并没有帮助他们成功地解决问题。西方国家经常称赞的印度也没有很好地控制住疫情，这也让印度政客和西方政客经常宣传的印度民主没了遮羞布。美国比较政治学界需要重新认识非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制度和优势。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